中新社北京8月2日电 题：纪念黄光国先生
——专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
作者 王肃宁 韩禹
(相关资料图)
7月30日，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黄光国先生辞世，享年78岁。
作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推动者，黄光国倡导融合东西方文化，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推动相关方法学改良、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其作品在海峡两岸学界有重量级的影响力。
黄光国生前好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教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黄光国先生走得非常突然，这对海峡两岸知识界是很大的损失。黄光国始终坚信东方文化的心理具有与西方文化很大的不同，他关于中国人的社会价值理念等研究，在整个华人领域无出其右。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和黄光国先生是如何结缘的？
彭凯平：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从事的工作是文化心理学研究，该研究分为本土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每一类都有很多分支领域。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读过很多黄光国先生的本土心理学著作，也对他研究的本土心理学很感兴趣，同为中国人，我对他有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研究印象深刻，可以说在学术上早就认识他了。
真正第一次结缘，是我在伯克利大学任教后，受到台湾“中研院”邀请，去做卓越学者访问，当时的邀请人就是杨国枢和黄光国两位先生。他们也非常高兴看到一位华人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认为我是华人中在美国知名高校教授心理学的第一人，所以他们就联系了我，邀请我去台湾，就此结缘。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黄光国。中新社发 郑宇钧 摄
黄光国先生是一位非常健谈、热情、外向的人，我受邀在台湾讲学期间，他每天都会找我聊天，他的风格天马行空、潇洒自信，与我的感情非常好。
虽然我到清华大学工作后很少有机会在大陆接待黄光国先生，但我始终关注他的工作。尤其为他挺身而出，痛斥陈水扁等“台独”分子的义举倍感振奋。
中新社记者：黄光国的理念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有什么特别价值？
彭凯平：黄光国先生始终坚信东方文化的心理具有与西方文化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儒释道三种不同文化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人的心理永远是同社会和文化连在一起的，这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要了解一个中国人的心理，不光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但要了解一个美国人，只听他介绍自己就行了，因为美国人强调个人特色、特点和差异。
黄光国先生认为，从本质上来讲，中西方心理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所以他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结合所处社会的文化历史、文化环境，对群体进行心理学研究，提倡用中国人的文化来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黄光国。中新社发 郑宇钧 摄
与他不同，我做的是跨文化研究，我相信人类心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才可以比较。要尽量找到人类共同的心理机制和特征，在这些共同的特征下寻找差别。比如，研究“中国人都有爱”这一课题，在爱的基础上，它有哪些表现、形式、范畴、力量、效果，这是做跨文化比较需要寻找的共同话题。
但是黄光国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爱和外国人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和体验，完全不同的概念无法比较，他更喜欢深挖。比如，他会深入研究中国人爱的起源及表达特色。所以他发的英文文章多以介绍中国人的心理为主，在这方面的研究，他是首屈一指的。也有不少做跨文化研究的外国学者比较关注他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外文化心理比较感兴趣的学者。
中新社记者：黄光国始终坚信东方文化的心理具有与西方文化很大的不同，在其著作中是怎样表现的？
彭凯平：黄光国先生秉承导师杨国枢的教诲，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积极倡导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在《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黄光国，1995)一书中，他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重新诠释了“道、儒、法、兵”一脉相承的传统中华文化，并明确指出：中西方文化所关注的焦点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文化最重视的是“知识的哲学”，传统中华文化所关注的是“行动的智慧”。
他建构了《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黄先生自认为这是其学术生涯中的“扛鼎之作”)，并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再对先前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做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了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微型理论，进一步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策略，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证研究。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黄光国。中新社发 郑宇钧 摄
中新社记者：黄光国对西方世界主导心理学话语体系持何种态度？
彭凯平：黄光国先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撰写了《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书。该书认为，一个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有所创发，非得要先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他继而倡议并成立了“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目的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来研究世界各地“非怪异”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即，非西方国家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目的，旨在对西方主流心理学进行科学革命(Evenden& Sandstrom，2011)。
中新社记者：黄光国的本土研究对当下中国心理学研究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
彭凯平：黄光国先生一生艰苦努力，笔耕不辍，生前发表了多部著作和一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其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率先将文化心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表了大量有关儒教思想与社会心理学关系的文章，为中国人的心理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创出一条新路。
除了著书立说，黄光国先生也积极参与各种学术对话和国际交流。不断开设讲座，启迪同仁和后辈。
他有关中国人的独特的人情、面子、人格、性格，以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理念等，在整个华人领域无出其右，独树一帜。两岸学界对他的工作极为感兴趣，因为他帮助我们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心理特质。(完)
受访者简介：
彭凯平，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心理学系教授。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2008年回到中国，受聘清华大学教授，帮助复建心理学系并成为首任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是积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至今已发表450多篇学术期刊论文，出版14部中英文著作，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2015年以来历年入选为全球学术论文被引用最多的中国心理学家之一。2023年荣获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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